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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诗人

2000-11-29 来源:中华读书报 □顾前 我有话说

一天,一个女诗人给我打来电话,说她刚搬了新居,约我过去玩玩。我说好呀,我现在就去。接着女诗人详细地告诉我应该怎么走怎么走,然后到了某一个地方她会等在那里接我。我说不用了,你只要告诉我门牌号码,我自己找就是了。女诗人说那地方的住宅楼排列得很不规则,找起来挺麻烦的,还是我去接吧。既然她这么热心,我也不再说什么了,放下电话,我骑上车子就去了。

这个女诗人是外地人,大学毕业后来本市闯荡,先后在几家报社里当记者。我是不久前才认识她的,那时她刚经历了一场感情危机,情绪正处在一种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中,结果我的一个朋友就把她带到了我家。那个朋友大概认为,让一个单身汉来安慰一个失恋女,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果然如此吗?我和女诗人长谈了两次,感觉并不特别好,当然我还没有到失去耐心的地步,毕竟她还是个挺不错的姑娘,据说诗写得也不坏(我没有看过)。女诗人的情况是这样的,她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,两人刻骨铭心地爱了一阵子之后,女诗人发现有妇之夫迟迟地不肯兑现他离婚的诺言,并有渐渐疏远自己的趋势。开始女诗人以为是自己不够温柔体贴,才导致了有妇之夫的三心二意,她便对他施以加倍的关怀和爱意;没想到这样一来,有妇之夫疏远自己的趋势却越发明显了,而且她还掌握了有妇之夫和他老婆仍在过性生活的确凿证据。面对如此厚颜无耻的欺骗行为,女诗人再也忍受不下去了,她跟有妇之夫大闹了一场。接下去女诗人给有妇之夫打了无数寻呼,却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回应,绝望之余,女诗人服下过量的安眠药,所幸被人及时发现,送进医院救回了一命。在历经这般劫难之后,我本以为女诗人会大彻大悟,至少也该对男欢女爱有点心得了,可没料到她仍然在那里起劲地跟我讨论什么谁对谁错,并且似乎对有妇之夫最终能幡然悔悟还心存幻想。太让人失望了,她真是白死一回了。

“他会后悔的。”

“他后悔了又能怎么样?”

“是他错了呀。”

“这我一点也不怀疑。问题是到了现在这一步,谁对谁错还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他欺骗了我,他为什么要欺骗我呢,我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呀。”

“你当然没有。要说对不起,生活对不起我们所有的人。我劝你不要在这些毫无意义的想法上纠缠不休了,你应该彻底把这件事情抛开,一切重新开始。”

“可是我很难过,真的很难过。”

“我完全理解,我也失过恋——还不止一次,但终究还是过来了。说句老实话,这个世界上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我们为之寻死觅活的,除非你自己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
“他说过我的个性太强,他会不会因为我的个性太强才离开了我?”

“我的天,你可真够执着的。你难道就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吗,他离开你可能没有什么别的原因,就因为他想简简单单地跟你搞一把腐化,而你却太当一回事了。同样,他当初看上你,恐怕也不一定是他认为你特别出类拔萃,而只是因为他是个公的,你是……请原谅我说话粗鲁,但实际上也许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我到达女诗人所说的那家商店门口时,女诗人已经等在那里了,她的气色还不错,不像不久前那样满脸晦暗了,这多少也让我松了一口气。我倒不是特别关心她的精神状态,主要是担心她继续没完没了地跟我谈那件事。“近来过得怎么样?”我问道。“还可以,”她说。“我不太想那件事了。”

“这就对啦。”

“我还应该谢谢你呢。”

“谢我干什么?”

“总之要谢谢你。”

“怎么谢,请我吃顿饭?”

“这个容易,今天就请你。”

随后,我推着车子跟女诗人沿着商店旁边的一条小马路向前走去,这是一段上坡路,走不多远就到了一片住宅小区。这片住宅小区看样子刚刚建好,地面坑坑洼洼的,到处都是碎砖和钢筋;也许是因为地势的原因,一幢幢住宅楼正如女诗人所说,排列的很不规则,横七竖八的(也就是说,每幢楼的楼号不一定紧挨着),我想女诗人幸亏来接我,否则我自己找还真有点麻烦。在一幢楼前,我锁好车子,随女诗人登上了七楼。这是个单室套,不大的起居室里除了两张凳子和一张少了一小半的拐角沙发外,就什么也没有了;我又朝卧室里探了探头,一张席梦思床垫铺在地上,边上是另外一小半拐角沙发和一只带轮子的旅行箱,窗前有一张很小的写字台,上面放着一排书。我在起居室里那大半张拐角沙发上坐下,女诗人进厨房给我泡了一杯茶,她把茶杯放到我面前的凳子上,自己在另一张凳子上坐下。“这房子也是租的?”我说。女诗人点点头。我又问多少钱,女诗人说四百。“贵了,”我评论道,“不如你以前住的房子。”女诗人以前住的房子我去过,是两室一厅的小套,连家具才五百。

“不过我一定要搬家,那房子会引起我很多不好的回忆。”

我没有接她的话,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,又掏出一支烟点上。女诗人给我找来一个空可口可乐罐弹烟灰。“前几天他给我打了个寻呼。”女诗人说。

“是吗?”我不太情愿地问道。

“我没有回。”

“完全正确,你千万不要再理他了。”

女诗人没吭声,过了一会儿她跟我要支烟抽,我给了她一支并帮她点上,然后我问她看过一本目前正流行的、名叫《绝对隐私》的书没有。女诗人说她听说过这本书,但还没看。我说你一定要找来看看,很精彩的,里面全都是一颗颗破碎的心灵。

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。”女诗人说。

“没有,没有,”我赶紧说,“其实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你那个阶段,只不过你表现得更激烈一点罢了。”接着为了证明我丝毫也没有嘲笑她的意思,我还坦陈了我的一段失恋经历。我的感情充沛的叙述里当然有事实的影子,但也不乏夸张和杜撰,女诗人被吸引住了,她瞪大眼睛听着,还不时提出一、两个问题。等我说完后,女诗人默然无语地沉思了一会儿,可以看出来,我的不幸让她感觉好受多了。

当房间里的光线渐渐变得有些朦胧的时候,女诗人的脸上呈现出了一种温柔动人的光彩。“我请你去饭店吃饭吧。”女诗人轻声说,但并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我说不用了,就在你家里吃吧,我们一起做。女诗人说好的。

我们撅着屁股一起蹲在地上摘菜,我问女诗人平常是不是也自己在家做饭吃,女诗人说是的,哪能老去上馆子呢,她说其实她挺喜欢烧菜煮饭的,只是觉得一个人烧一个人吃没什么意思。你呢,她问我。我说我一般在街上吃,饺子或者面条,也常去朋友家混饭,现在又多了一个混饭吃的地方,就是你这里。女诗人说非常欢迎你来混饭,但不要只是说说而已。厨房有一个单眼煤气灶,女诗人炒菜时我在一边指手划脚,该搁什么不该搁什么,不过是闲着无事瞎说说而已,没想到女诗人全都照办。菜炒好后她尝了尝,说味道果然不错。忽然她又想起了什么,拿张凳子踩着从厨房的墙上摘下一块用报纸包着的东西。

“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咸肉,”女诗人说,“一直都忘了吃。”她把咸肉放在水泥台上,揭开报纸,接着就尖叫起来。我丢下正在淘米的电饭锅,奋勇扑过去,只见咸肉上蠕动着几条小蛆。我咧了咧嘴角。恶心死了,恶心死了,女诗人一边说一边往我身后躲。我说不要紧的,这叫肉芽子,有的地方的人专门用肉来招这东西吃呢。真的?女诗人说。我说谁还骗你。女诗人说不管,今天别吃了吧,我太恶心了。

“你不应该把肉挂在厨房,”我边说边隔着报纸把一条条蛆拣掉,“你应该把肉挂到阳台上去吹风。找把剪刀给我。”女诗人很快找来一把剪刀,我用剪刀在咸肉上戮了个洞,又让女诗人找了根结实点的绳子,穿过咸肉上的洞做了个结。随后我打开厨房的另一扇门,来到阳台上挂肉。女诗人放好凳子,我抖抖嚯嚯地站在上面,举起死沉的咸肉往阳台顶上垂下的一个铁钩子上挂。我摇晃了一下,感觉险些抱着咸肉一头栽到阳台外面。这里是七层楼高的地方,如果栽下去的话,咸肉一定安然无恙——它还会欢快地一蹦多高,而我将噗哧一声变成一堆连狗都不吃的烂肉。令人心惊肉跳,挂好肉下来,我扶了女诗人的肩膀一把,那里的肉温暖而富有弹性,让人有些想法……

准备吃饭的时候,我想起了酒。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里,无论如何应该喝上一点。我问女诗人家里有啤酒吗,女诗人说没有,你等一下,我马上去买。我说你忙了半天,歇歇吧,我去买。

我这人从来不记路,方向感也极差,一向不辨东西。但不管怎么说,像今天这种情况,以前还从来没有遇到过,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:从女诗人家到小区外面的商店,这么短短的一段距离,我却迷了路,记不清女诗人的家在哪里了。有两栋楼很像,是哪一栋呢(即使找到了哪一栋,又是哪一个门洞呢)?因为这片住宅小区刚刚建好,几乎还没有什么人家搬来住,一个个阳台都是空空荡荡的,使得每栋楼看上去就跟每滴水似的没有什么两样。我怀抱四瓶啤酒,东张西望地在两栋楼下转来转去,还不时大喊几声女诗人的名字——皆无反响。一想到这儿的某一处地方,香喷喷的饭菜和一个姑娘正对我翘首以待,可我虽近在咫尺,却不得其门而入,怎不让人心急火燎。忽然我灵机一动,女诗人家的阳台上不是有我亲手挂上去的一块咸肉吗,我如果找到那块咸肉,问题不就解决啦。

在一栋楼下,我退后几步,以便拉开视野,然后抬头望去。傍晚的空气清澈如水,高处的玻璃窗反射着夕阳桔黄色的光芒,那块亲爱的咸肉正静静地悬挂在一处阳台上,仿佛在向我发出温情的呼唤。

当我气喘吁吁地回到女诗人的家里,女诗人急切地迎上前来:“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?”在她的身后,两张拼起来的凳子上已经摆好了一盘盘菜,那张缺了一小半的拐角沙发这会儿也已恢复了全貌。“我差点就回不来了。”我大声说道。

“怎么回事?”

“我不记路,忘了你家在什么地方,后来幸亏想起了你家阳台上挂着的那块咸肉。”

女诗人先是惊奇地看着我,但她随即就发出了一连串悦耳的笑声,这是我自从认识她以来,头一次见到她如此开心。

几天后,女诗人又邀请了两个朋友到她的新居来玩,其中一个朋友就是当初把她带到我家去的那个人。他没有享受到女诗人亲自迎接的礼遇,他们按照女诗人所说的地址,在这片楼号错综复杂的住宅小区里摸索了半天,才找到女诗人的家。

“你家可真难找。”一个人说。

“三号楼后面竟然是八号楼,”另一个人说,“还他妈的有这种怪事。”

“啊呀,我忘记告诉你们一个窍门了,”女诗人说,“你们只要找阳台上挂着咸肉的那家就行了,那你们很快就会找到的。”接着,女诗人说起前几天我就是按照这个办法找到她家的。

“他怎么知道你家阳台上挂着咸肉,”那个当初把女诗人带到我家去的朋友问道,“你告诉他的?”

“那块咸肉就是他挂上去的。”女诗人说。

这些事情是我以后才知道的。有一点让我想不明白的是,女诗人干嘛要把我给她挂咸肉这件事说出去。当然,我们之间可能缺少默契,但这种事情那么值得一说吗?或者她是有口无心?年轻姑娘嘛,缺少生活经验,再加上又是诗人,性情豪放了些,因而我不该跟她计较。那么我该跟谁计较,跟朋友吗?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家打牌,我到的时候,我们常在一起打牌的另外几个朋友已经先到了。他们个个神情怪异、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“挂肉的来了。”那个当初把女诗人带到我家去的朋友首先说道,同时他脸上还摆出一副样子仿佛一切正如他所预料的。“挂肉的?”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

“别装了,我们都知道你在女诗人家里挂肉的事了。”

“想不到你老兄还有这一手,还会挂肉。”

“我说前一阵子怎么见不到你人了,原来去挂肉了。”

我明白了他们说的是什么,一开始我还想解释一下,继而想到一解释我不就成白痴了,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,在接下来的牌局中,“挂肉的”、“挂肉的”之声不绝于耳。“挂肉的快出呀。”“挂肉的输钱了吧,这就对了。情场得意了嘛,赌场就失意。”

从此以后,我就有了这么一个粗俗无比的绰号——“挂肉的”,甚至还有个朋友向我建议,让我写小说时就用这个绰号作笔名,“这笔名很好的啦,既平民化,又富有深意;你是一块挂在灵魂上的肉。怎么样?”

还可以吧。

女诗人又给我来过两次电话,叫我去她家玩,我都找借口推掉了。女诗人在电话中颇为伤感地问我:你是怎么了?

(摘自《上海文学》2000年第11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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